“9·11”20年 伤痛仍在

8月6日,美国纽约,“9·11”事件幸存者迪赛·布查特观看“9·11”事件博物馆内的遇难者照片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

9月11日,当地时间8时46分,位于美国纽约的“9·11”事件纪念广场人头攒动,“9·11”事件2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。

在被称为“归零地”的世贸中心遗址公园,悼念者大声读出袭击遇难者的名字。6分钟的沉默里,“归零地”的落水声暂时淹没了城市的喧嚣。

2001年9月11日8时46分,3架被劫持的民航飞机先后撞上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,造成2977人死亡,成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。

英国《卫报》称,对很多经历过那一天的美国人来说,““9·11””是被刻在记忆里的数字,是一个令人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痕日。“这一天把许多人卷入了难以想象的悲伤,甚至改变了21世纪的走向。”《卫报》写道。

第一架飞机撞毁时,我正在世贸中心南塔36层的办公桌旁。我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向窗户飞来,几分钟的震惊和困惑后,我们快速清理了办公桌,决定撤离。

我顺着中央消防通道往下走。在15楼,一名保安建议我们这些南塔的工作人员回到各自的办公室,因为我们的大楼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能闻到航空燃料的味道,所以决定继续下楼。

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时,我已经到达南塔的地下购物区,随着人潮向大厦出口走去。一些人从楼外向里涌,而在我身后,另一些人拼命想挤出去。我身高6英尺2英寸(约1.88米),体重300磅(约136公斤),在拥挤的人流中,我几次双脚离地。

走出大楼后,我在富尔顿街圣保罗大教堂的栏杆前停留了一下。我身后的建筑物在燃烧,许多人从窗户跳了下来。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到处都是警报声,消防车和警车在市中心疾驰。

在第39街,我终于找到了一部可以使用的付费电话(那天我的手机一直没信号)。我打电话给妻子,让她知道我很安全。大约11时,我走进附近的一家麦当劳,买了一大杯巧克力奶昔,坐在那里等岳父来接我。自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麦当劳的奶昔。

我很幸运。我“干净地”回到了家里,没有受伤。每年的“9·11”事件纪念日,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度过。每年9月11日,我的记忆都会回到20年前的那一天,与那天相关的烦恼也会重现。

那天,我女儿上班迟到了一会儿。第一架飞机坠毁后,她乘上了最后一班轨道列车来到塔楼下。她朝电梯走去,一名男子过来抓住她的手臂,把她带到了楼外。她不明白街上那些碎片是什么。她穿过瓦砾,抬头看了看,然后打电话给她爸爸和我。她告诉我们她很好,被击中的不是“她的塔”。她说自己会一直待在原地,直到所有同事离开大楼,然后给她的未婚夫打了电话。

接到电话后,我们打开电视,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。南塔倒塌时,女儿正在几个街区之外,到处被尘埃笼罩。她一直在跑。直到第一次通话的大约两个半小时后,她的手机才有了信号。我非常感谢上天,她还活着。我为那些再也听不到亲人声音的家庭感到难过。我每天都在想我是多么幸运。

袭击发生时,我正在雅各比医院的中北部大楼里工作。雅各比医院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枪山路,从这座建筑里,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曼哈顿和双子塔。

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世贸大厦第一栋楼被飞机撞击的消息的。我们透过窗户看到了那栋楼冒出滚滚浓烟。

雅各比医院有纽约最好的烧伤科。当天晚些时候,所有的医院员工都被提示做好准备:预计很快就会有数百名伤者被送到这里。时间在流逝,但没有人送来伤员,因为没有幸存者。所有的员工都处于震惊之中,人们一直等到深夜,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——没有人生还。

那天,我正在华盛顿美洲开发银行的顶楼与一位女士开会。她的电话一直在响,前几个电话她都没接。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。她告诉我,她丈夫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。她反驳道:“他竟然会讲出这种故事。”

我们继续开会,期间我注意到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得非常非常低。飞机经过的几分钟后,一名警卫冲进办公室朝我们喊道:“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?”他把我们赶到了地下室,那里有很多电视屏幕。在那里,我们终于明白,她丈夫一直试图让我们离开那间办公室。

我们看到的那架低空飞行的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。几个小时后,我们回到街上,四周一片寂静,令人毛骨悚然。之后我搭便车去一个朋友家。第二天早上,我由那里乘火车去了纽约。经过曾经的双子塔附近时,我又一次体会到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。

就在前一天,高塔还在,一些感觉无法形容。纽约献血的队伍看不到头,人们表现出来的“积极态度”非常特别,我遇到的每一位警察都为我提供了帮助,这让我感激不尽。

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,秋高气爽。我和团队在公共安全通讯中心工作,负责处理白班事务。那天,我们处理了许多紧急电话,向华盛顿特区周边县市的警察和消防部门派出了人员。

我们的电视总是停留在新闻频道上。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第一架飞机撞上第一座塔;我们被吓坏了,但还在继续工作。过了一会儿,第二架飞机撞上了第二座塔楼。我们知道,这个国家正在遭受攻击。

紧接着,坐在我对面的消防调度区的电话接线员站了起来,他重复了自己在911求助电话里听到的信息:“五角大楼发生了爆炸!”

接下来的一切一团糟。我们所在的县就在阿灵顿县隔壁,五角大楼就在那里。那天剩下的时间真是一片模糊。我们向五角大楼和整个地区运送了设备,为消防队配备了人员。

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的大部分部门都有人到了五角大楼。我在911中心的一些同事也去了那里,帮忙恢复地面通讯。在轮班结束的时候,我记得我绕着整个中心走了一圈,拥抱了所有我能拥抱的人,我哭得眼珠都要掉出来了。

我正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新闻时,突然一则公告传来: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一座塔楼。人们都在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。紧接着,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声音,那是全功率喷气式发动机在媒体记者的麦克风上方低空飞行的声音,接着撞击声传来,街上的人们发出了震惊和恐惧的声音。

我开车去教堂,在路上我意识到,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让人们表达他们的感受。我的秘书和我一起制作了一份“简陋”的服务公告,我们提供开放式的麦克风,供人们讲话、祈祷和哭泣。然后我们发布了信息,告诉人们我们正在做礼拜,就像许多教堂所做的那样。

9月11日,当地时间8时46分,位于美国纽约的“9·11”事件纪念广场人头攒动,“9·11”事件2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。

在被称为“归零地”的世贸中心遗址公园,悼念者大声读出袭击遇难者的名字。6分钟的沉默里,“归零地”的落水声暂时淹没了城市的喧嚣。

2001年9月11日8时46分,3架被劫持的民航飞机先后撞上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,造成2977人死亡,成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为严重的。

英国《卫报》称,对很多经历过那一天的美国人来说,““9·11””是被刻在记忆里的数字,是一个令人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痕日。“这一天把许多人卷入了难以想象的悲伤,甚至改变了21世纪的走向。”《卫报》写道。

第一架飞机撞毁时,我正在世贸中心南塔36层的办公桌旁。我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向窗户飞来,几分钟的震惊和困惑后,我们快速清理了办公桌,决定撤离。

我顺着中央消防通道往下走。在15楼,一名保安建议我们这些南塔的工作人员回到各自的办公室,因为我们的大楼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能闻到航空燃料的味道,所以决定继续下楼。

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时,我已经到达南塔的地下购物区,随着人潮向大厦出口走去。一些人从楼外向里涌,而在我身后,另一些人拼命想挤出去。我身高6英尺2英寸(约1.88米),体重300磅(约136公斤),在拥挤的人流中,我几次双脚离地。

走出大楼后,我在富尔顿街圣保罗大教堂的栏杆前停留了一下。我身后的建筑物在燃烧,许多人从窗户跳了下来。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到处都是警报声,消防车和警车在市中心疾驰。

在第39街,我终于找到了一部可以使用的付费电话(那天我的手机一直没信号)。我打电话给妻子,让她知道我很安全。大约11时,我走进附近的一家麦当劳,买了一大杯巧克力奶昔,坐在那里等岳父来接我。自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麦当劳的奶昔。

我很幸运。我“干净地”回到了家里,没有受伤。每年的“9·11”事件纪念日,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度过。每年9月11日,我的记忆都会回到20年前的那一天,与那天相关的烦恼也会重现。

那天,我女儿上班迟到了一会儿。第一架飞机坠毁后,她乘上了最后一班轨道列车来到塔楼下。她朝电梯走去,一名男子过来抓住她的手臂,把她带到了楼外。她不明白街上那些碎片是什么。她穿过瓦砾,抬头看了看,然后打电话给她爸爸和我。她告诉我们她很好,被击中的不是“她的塔”。她说自己会一直待在原地,直到所有同事离开大楼,然后给她的未婚夫打了电话。

接到电话后,我们打开电视,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。南塔倒塌时,女儿正在几个街区之外,到处被尘埃笼罩。她一直在跑。直到第一次通话的大约两个半小时后,她的手机才有了信号。我非常感谢上天,她还活着。我为那些再也听不到亲人声音的家庭感到难过。我每天都在想我是多么幸运。

袭击发生时,我正在雅各比医院的中北部大楼里工作。雅各比医院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枪山路,从这座建筑里,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曼哈顿和双子塔。

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世贸大厦第一栋楼被飞机撞击的消息的。我们透过窗户看到了那栋楼冒出滚滚浓烟。

雅各比医院有纽约最好的烧伤科。当天晚些时候,所有的医院员工都被提示做好准备:预计很快就会有数百名伤者被送到这里。时间在流逝,但没有人送来伤员,因为没有幸存者。所有的员工都处于震惊之中,人们一直等到深夜,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——没有人生还。

那天,我正在华盛顿美洲开发银行的顶楼与一位女士开会。她的电话一直在响,前几个电话她都没接。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。她告诉我,她丈夫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。她反驳道:“他竟然会讲出这种故事。”

我们继续开会,期间我注意到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得非常非常低。飞机经过的几分钟后,一名警卫冲进办公室朝我们喊道:“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?”他把我们赶到了地下室,那里有很多电视屏幕。在那里,我们终于明白,她丈夫一直试图让我们离开那间办公室。

我们看到的那架低空飞行的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。几个小时后,我们回到街上,四周一片寂静,令人毛骨悚然。之后我搭便车去一个朋友家。第二天早上,我由那里乘火车去了纽约。经过曾经的双子塔附近时,我又一次体会到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。

就在前一天,高塔还在,一些感觉无法形容。纽约献血的队伍看不到头,人们表现出来的“积极态度”非常特别,我遇到的每一位警察都为我提供了帮助,这让我感激不尽。

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,秋高气爽。我和团队在公共安全通讯中心工作,负责处理白班事务。那天,我们处理了许多紧急电话,向华盛顿特区周边县市的警察和消防部门派出了人员。

我们的电视总是停留在新闻频道上。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第一架飞机撞上第一座塔;我们被吓坏了,但还在继续工作。过了一会儿,第二架飞机撞上了第二座塔楼。我们知道,这个国家正在遭受攻击。

紧接着,坐在我对面的消防调度区的电话接线员站了起来,他重复了自己在911求助电话里听到的信息:“五角大楼发生了爆炸!”

接下来的一切一团糟。我们所在的县就在阿灵顿县隔壁,五角大楼就在那里。那天剩下的时间真是一片模糊。我们向五角大楼和整个地区运送了设备,为消防队配备了人员。

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的大部分部门都有人到了五角大楼。我在911中心的一些同事也去了那里,帮忙恢复地面通讯。在轮班结束的时候,我记得我绕着整个中心走了一圈,拥抱了所有我能拥抱的人,我哭得眼珠都要掉出来了。

我正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新闻时,突然一则公告传来: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一座塔楼。人们都在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。紧接着,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声音,那是全功率喷气式发动机在媒体记者的麦克风上方低空飞行的声音,接着撞击声传来,街上的人们发出了震惊和恐惧的声音。

我开车去教堂,在路上我意识到,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让人们表达他们的感受。我的秘书和我一起制作了一份“简陋”的服务公告,我们提供开放式的麦克风,供人们讲话、祈祷和哭泣。然后我们发布了信息,告诉人们我们正在做礼拜,就像许多教堂所做的那样。